两代基层“文化人”


  昨夜,又梦见父亲的身影从镇文化站走进走出,是去送戏下乡?去进村收集民歌民谣?去为老百姓写招牌写春联?还是仍奔波在争取剧团活动经费的路上?  
  如今,每当看到演出进社区、五月赛歌会、文化大篷车巡演等兴盛蓬勃的基层文化活动,我就不禁想起曾是基层“文化人”的父亲。从师范学校毕业后,父亲在塘沟镇文化站站长岗位一干就是二十多年,直至2002年退休。那时候的文化站处处透着一个“穷”字——经费缺乏,连个固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,家就是文化站,文化站就是家。父亲却乐此不疲,感到幸福,因为,他的兴趣与职业恰恰重合,工作和生命紧紧相依。  
  父亲身处基层,却也多才多艺,创作的剧本不仅供剧团演出,还刊登在国家级杂志上;烙铁画多次在书画展上露面;书法作品,尤其是隶书,多次获奖。我至今犹记,每到春节前夕,便常有人来请父亲写牌匾写春联,父亲便呵呵笑着,展纸备笔,挥毫泼墨。那些年,家乡小街商店门楣上全是他写的招牌,每家每户门扇上都是他写的春联。虽说并非知名书法家,但他的字却深入家家户户,为小街的人所喜欢,这是父亲和我,最慰心的荣耀。  
  其实,若用世俗的眼光来看,父亲完全可以不走基层文化工作这座“独木桥”。假设父亲当年将其中一样特长作为终身追求,假以时日,或许会成为一名作家、画家,或是书法家,可他却□荣根妹将本可以发展的才华搁置埋没,一头扎进基层文化工作中。  
  忘了是哪一年,只记得那是个寒冬,父亲说老百姓不识字,读不了书看不了报,那就演戏给大家看,于是他决意要办一个像样的剧团。没有现成人员,没有排练场地,没有演出经费,有的是父亲的一腔热情和文化梦想。  
  一身灰蓝色中山装,一个破旧的公文包,一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,父亲出发了,像个朝圣者,一个四处求取文化真经、启蒙百姓文化追求的圣徒。他走村串户发掘戏曲人才,求哥拜姐争取演出经费,思前想后打磨自创剧本,废寝忘食张罗排练节目。我们家一度成了剧团的排练场和演员们的食堂。  
  春暖花开的时候,剧团开演了。那天晚上,乡露天电影院融化了冬日最后一场雪,簇拥而来的人群如绽放的春花。演的是哪出戏已记不清,父老乡亲沸腾的快乐消融了一切。我沉浸在浓墨重彩的角色中,迷醉在欢声笑语的人群中,心中弥漫着雪花般晶亮的向往。  
  向往什么,当年我并不清楚。而多年后,当我承继父业也穿起“文化衫”后,我明白了,那是沉淀入心的一种情怀,我也更懂得了父亲的精神追求。对父亲而言,文化站长哪里只是一个单纯的工作,那分明是一份火热的文化情怀。记得他病重时,将一沓厚厚的民间手艺、歌谣、戏曲等文字记录交给我,并且一字一句地介绍和叮咛,那字字句句里,诉说的是父亲浓重的文化情怀。    现在,我也投身基层文化工作,比起父亲当年窘迫艰难的工作环境,捉襟见肘的活动条件,我无疑是幸运的。我处在一个父亲没赶上也想不到的时代:有宽敞明亮的综合活动室,有设施齐全的社区文化站,有硬件一流的文化中心,还有全天开放的自助图书驿站……我身边的文化活动,可以用“社区演出天天见、百姓舞台周周开、送戏下乡集集有”来概括。是的,我比父亲幸运,我欣逢党委重视、政府支持的自信年景,我遇到了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的机遇舰船,我搭上了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时代列车。  
  物质条件更好了,但对文化的情怀却不能减少。作为一名基层“文化人”,父亲将基层文化工作融入生命,用生命的热情点亮乡村文化建设,对于同是基层“文化人”的我来说,父亲是我用心做好基层文化工作最好的、永远的榜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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